近来读查建英采访并编辑成书的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，内收对当年“知青”一代文化名流的访谈。谈话的时间大体在２００４年下半年，书的出版则是在２００６年，三联版。当年的知青，现在已成熟起来，是新一代的文化风云人物。八十年代以后，鲁迅受到多方面的责难。他尤其不为知青一代所欣赏，大家责之以过左，不宽容，
正好，我近些时正读的三本书，一是陈丹青的《退步集》和《退步集续编》，共二册，一是李零的《丧家狗――我读〈论语〉》。这又是两位知青写的书，尖锐、锋利、真诚。前两本纵论当前文化教育事，后一本集中谈《论语》。李零说：“我这个人，‘文革’受刺激，比较多疑，凡是热闹的东西，我都怀疑。”他还一再说国学就是“国将不国之学”。陈丹青说，“一个民族忽然要大谈‘人文’，不是好事情，正相反，它说明人文状况出现了大问题。”他们都推重王朔、王小波的某些论断。这些，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有相通之处的。他们的这三本书涉及鲁迅的意见不少，都可以证明他们对鲁迅的态度也有相通之处，这也是我比较赞同的态度。
先说《丧家狗》。著者有厚实的学术功力和当代的思想，书写得很好。他说，用“丧家狗”“绝非污蔑之辞”，只是说明当时孔子的生活状况；孔子之为圣人，是后世人弄出来的，当时他并不走运；他喜欢活的孔子，而不喜欢那个死后成为圣人的孔子。我想到，这些话都与当年鲁迅的看法极相近。这是一部专著，我不是说它利用了鲁迅的研究，鲁迅只是简单地涉及了某些点。我只是说，鲁迅的论点被七十年后的学者所认可并延续，而这一代学者常是不满于鲁迅的人。鲁迅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（１９３５年）里说过：“总而言之，孔夫子之在中国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，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，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”孔夫子后来成了“敲门砖”。孔夫子真正是“圣之时者也”，鲁迅说，这意思是“摩登圣人”。鲁迅的这些意思，都是李零所认同的，或者说，几乎也差不多。有趣的是，陈丹青在《退步集》里（第５１页）也有这样的论述，他说：“鲁迅说：孔夫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，结果他身后也被权势者捧起来。鲁迅骂孔夫子，其实骂的是权势。”这其实又进一步说到鲁迅自己在近几十年里的命运。我想，李零、陈丹青的这种“知青情绪”，都是很相近的。经过几十年的岁月，这种情绪已经成为冷静的思想和学术观点。
我还不妨再说一点，在《丧家狗》一书里，李零说到，孔子与他的某几位弟子，年龄差不了几岁，常有辩难，有争论，都很随便、也亲切。我看阿城在《八十年代访谈录》偶尔谈及孔子时也说过：“孔子有弟子三千、七十二贤人，多是一大帮社会油子！他们想，在这儿混一混，完了就走了，就去给贵族服务了。有这么一个老师，刁难刁难他……”这也是李零眼中的孔子生活的真实状况。要是再读读鲁迅那篇文章，可以见出，摆脱了圣人之徒的言论方式，鲁迅倒是与知青一代的想法相当对口。鲁迅不是也有文章揶揄孔子坐车旅行，得了胃下垂的病吗？他为什么爱吃生姜？用姜温胃。那都是在想象当年的夫子过着的实际生活。这都是把圣人当成活人解读。在《丧家狗》一书里，多次征引鲁迅的话证明著者的观点。如引《杂忆》（《坟》）中鲁迅说“无友不如己者”乃“势利眼”。又引《娜拉走后怎样？》说明民国时期妇女的处境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引证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，证明关于孔子的重要论断。两个巨大的年代断层，――从鲁迅到知青一代――现在居然有接近的迹象了。
陈丹青与其他知青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于１９８２年至２０００年到美国画画去了。虽然少了这十八年的国内生活，可是他见识了美国，可以中美互比，比两种文化教育。而且，有了成熟的目光，而且是一位艺术家的成熟的目光。他喜爱鲁迅，有发自内心的尊重。他对鲁迅，一论再论，至于三论，写成三篇大文，收入《退步集续编》。我看有些看法是新颖的，也许有人会以为是纯艺术的，不同意。他是从艺术家的创造愉悦来说明鲁迅的文章。“他所谓‘匕首’之类，并不真要见血，不过刺着好玩，态度又常是温厚的。”读出“温厚”，是近年少有的。他的意思是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”，须要文章写得好。他说，这就是鲁迅高于五四群雄的地方。他以为，连所谓的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遗嘱，也是这样的。我们许多人却常把这话和类似的话，当做政治宣言了。
说到这一类文章，必然要涉及到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。他说，“历来，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被涂了太浓的革命油漆……在另一面，则瞿秋白所能到的深度毕竟有限，与鲁迅不配的，而鲁迅寂寞，要朋友。”我想这就是说的鲁迅受到瞿秋白的影响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个时代，文化人士人人倾向革命，倾向社会主义。前几年我们翻译出版过几本罗曼・罗兰、纪德、泰戈尔等人当年的旅苏日记一类的书，其中就显示出那些文化人物的失望，以至反感。比如，在苏联那种困境中，官员们的豪宴就令他们不能接受。鲁迅没有机会到苏联去，不能亲睹真况。他“要朋友”，想知道当时苏联的真况。但是瞿秋白的介绍是否真实，是否全面，现在很难说。陈丹青说，瞿“与鲁迅不配的”，很可能是这个意思。王元化先生有《谈鲁迅思想的曲折历程》，文章很短，但有深度。其文曰：“直到他逝世前，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，显示了不同于《二心集》以来的那种局限，表现了精神上的升华。”王元化举出《女吊》等文，那才是陈丹青说的那种当时无人可比，现在也难有人企及的美文。我以为，在这里，王元化的评价更为准确，当然，陈丹青的论述更为丰富、有趣。
陈丹青有一个论点甚为警辟，也带着愤激，他说：“七十年的历史，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异类的历史。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、阅读鲁迅，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，其实都很难真正奏效。我们的上下周围，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。”“‘鲁迅研究’本该是文化研究，然而我们时代货真价实的文化在哪里？”所以他说：“回到这篇讲话的题目：‘鲁迅是谁？’我愿意去掉‘鲁迅’两个字，改成‘我们’。”不是鲁迅没有价值，是我们，我们自己，不能懂得这种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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